美国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历史比较悠久。美国有很多军用技术来自于民用部门的开发成果，有许多军事应用转为民用的成功事例，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美国较好地解决了军民融合式发展问题。

(一)不断完善风险投资和证券市场机制，保障民参军之路畅通无阻

目前，美国约有4000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能使民用技术迅速转为军用，为投资者带来高额利润。通常，公司若拿到军方的合同，其股价会走高，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人增多，公司也由此可筹集到更多资金，有利于加强研发工作。此外，一般大公司在争得合同后，会将合同再分包给若干家中小公司。这些中小公司通过获得的研发资金，在完成分包合同的同时，也保证了其产品更快走向军用市场，由此加快了民用技术转为军用的步伐。

(二)建立军事项目招投标制度，促进成本降低和质量提高

美军方通常利用招投标方式来挑选最佳厂商，以保证用最低的成本，制造出性能最佳的新式武器。这样一来，大批中小企业研发的技术也可参与竞争，不仅满足了军方的需求，同时促进了民用技术的发展。

据统计，俄乌战争中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硅谷有600家多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产品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共获近250亿美元的订单。其中一家专门制造通信耳机的公司，在3周内赶制出了600万美元的合同产品；2023年8月，美国国防部在2周内采购400至500套“星链”地面终端，提供给乌克兰。

(三)建立长期规划计划研究机构，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

美国十分注重借助军民一体化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引导军地创新资源良性互动，主动塑造科技创新态势，确保美国始终引领世界军事潮流，领先对手数步。为此，美国成立了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研究机构，作为提升创新能力、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其中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最为典型。大国竞争加剧以来，美国防部建立起新国防科技创新机构：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国防创新小组（DIU），以拓展创新边界和创新模式，形成“远近衔接、高低搭配”格局。

其中，DARPA 致力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远期（未来10-15年）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军方寻求突破前沿、领先的技术储备，侧重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SCO更关注近期现实作战需求，致力于以创新方式利用现有商业技术，改造现役列装武器装备，实现快速交付，侧重的则是从1到N的渐变创新；DIU侧重于寻找具有军事应用潜力、但尚未收到国防部注意的商业技术，类似国防“星探小组”，实现与创新企业的精准对接，快速签约。OSC利用贷款和担保等为投资工具，提供“耐心资本”，引导私营资本支持跨越国防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侧重对军方非直接采购元器件、部组件级技术的开发支持。

(四)建立军事研发协作平台，瞄准有前景的中小企业及项目

由于大量的新技术源自一些中小企业，美军方认为，要使自己的武器性能有突破性发展，不能光盯着大军火商。与中小企业签订研发合同不仅成本低，开发的产品往往也很适用。，

目前，美国防部已列出1200家公司，这些公司被认定有可能研发出20年以后的军事技术。名单中既有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也有大批中小企业。美国国防部希望，在未来20年内，其大部分研发经费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所吸收，中小企业甚至可能成为通用动力公司和格鲁曼等大型国防承包商的竞争对手。扶持民用中小公司为军方开发产品，已成为美军方的指导方针。

(五)建立民用项目采购扶持政策，促使军用技术取之于民用

美国的许多军用技术都源自于民用。美军方往往能以独特的眼光审视民用技术，只要认定有用，便大胆采购其产品予以扶持。

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在美国国防部供应链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军方是该公司首批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美国国防部相关合同帮助SpaceX公司生产“龙”飞船和“猎鹰9号”运载火箭。因此，SpaceX在民营卫星发射市场上的崛起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同行。在美军成立太空军的背景下，未来几年美方准备发射数百颗新卫星以识别和跟踪高超音速导弹等威胁，卫星图像对于情报收集以及战场机动将变得更加重要，将大量战场信息从一个节点传输到另一个节点的先进通信卫星，是五角大楼所谓“联合全面战争”计划的基石，从发射遥感卫星到打造导弹预警卫星星座，当然，还有通过“星链”进行卫星通信，SpaceX公司已成为美军方最重要的若干太空发力领域的关键供应链参与者。可以说，在美国的一些关键行业中，大型计划特别是军民两用计划都留下了政府采购的痕迹。政府采购成为民参军技术的指挥棒。

美国在武器装备建设过程中推行军民结合取得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是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集中领导和顶层设计。美国是积极推进军民一体化建设的典型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建立跨部门的联合协同机构，构建军民结合型企业，制定军民一体化的政策法规，实施各种军民一体化建设的专项计划，逐步形成了“军民融合”的国防建设体系，从而提高了整个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二是理顺和拓宽军民合作渠道，增强军事需求的透明度。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陆、海、空三军均设有专门机构，加强与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沟通，制定军用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和规定，有条件地逐步公开军用信息源，建立动态发布美军军事需求制度。同时，美军加紧修订各种军用标准，特别在信息化装备采办过程中优先选用成熟的民用标准，缩小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的距离，促进军民共享各类信息资源。

三是调整优化国防工业结构，逐步实现国防工业基础由传统军工集团向军民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国防科技工业的调整改革主要取决于军事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下，美国对国防工业做出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到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制定了《国防转轨战略》，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的战略目标。第二次调整是“9·11”事件后，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提出了构建“基于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思想，将工业基础按照作战需求重新划分为作战空间感知、指挥与控制、兵力运用、兵力和本土保护、聚焦后勤、网络中心战6个领域。国防科技工业必须具备和发展与上述领域相适应的装备与技术。